首先，疫情爆发对国际贸易形成巨大冲击。2020年贸易量大幅下跌，但在贸易复苏的过程中，贸易复苏大部分是价格上涨带来的，这就是典型的滞胀。背后的原因在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以及物流都带来诸多影响，是一代人才见到一次的供给冲击。其次，受疫情影响，人们对未来的增长预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不敢增加投资，因此过去两年投资不足，未来短期内产能增长受限；疫情后投资需求虽然回升，但不能立即形成产能，供给恢复需要更长时间。
战争也会加剧滞胀。俄乌冲突是二战以来欧洲本土出现的最大规模战争，战争导致的破坏和制裁将对现有的产业链布局有很大的冲击，尤其能源和粮食供给缺口将加剧全球滞胀压力。俄罗斯、乌克兰是粮食、石油、天然气的重要生产国和出口国，这些商品价格受战争影响波动巨大。俄罗斯、乌克兰小麦出口在全球的占比达到25%，是中东、非洲不少国家的粮食进口来源，比如，埃及80%的小麦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2。历史经验显示，粮食危机可能造成发展中国家社会动荡。
疫情过后，战争结束，全球经济的滞胀格局是否会逐步结束？即便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都恢复正常，仍然存在四方面导致未来长期的供给约束的因素：人口老龄化、碳中和、全球产业链调整以及和平红利下降。当下全球经济可能面临根本性的大转折，过去低通胀、低利率的环境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滞胀压力不是一个短期问题。未来的宏观政策决策者可能面临这样的局面：要维持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须接受更高的通胀水平；而要把通胀维持在过去的水平，就要接受更低的经济增速。这对投资、资产配置有重要含义。
首先，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存在老龄化问题，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放缓。中国问题更严重，劳动年龄人口即将面临负增长。美国人口结构相对健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欢迎移民。移民主要是年轻人，生育率也更高，这对改善人口年龄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不仅有人口老龄化问题，而且存在较严重的性别失衡，导致社会问题。中国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应形成吸引移民的机制，尤其吸引周边国家的年轻人口。
其次，碳中和，或者说绿色转型，意味着化石能源使用量下降，社会生产的成本上升。去年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出版了《碳中和经济学》，提出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消除绿色溢价，将使用清洁能源的成本降低到化石能源成本之下。有三种方法：技术进步、碳定价和社会治理，最终都是要使化石能源成本上升。技术进步不是免费的，更不会自动发生：如果清洁能源成本一直比化石能源高，经济主体难有动力做技术进步的转换。欧盟的碳市场价格出现了趋势性的上升。中国碳交易市场刚刚起步，碳定价机制还不完善，但行政性调控手段的效果也已经体现：过去十几年高碳欠发达地区与其他欠发达地区的人均GDP差距越来越大，与过去几次五年规划提出的碳减排目标和能耗目标约束有关
第三，全球产业链调整，主要是各国从产业安全角度出发的产业链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调整。其中，横向的维度是西方国家谋求去中心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产成品生产和出口中心，供给量超过美国和德国。西方国家担心过度依赖中国的进口，希望可以分散供给来源。去中心化意味着把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导致成本增加。在过去几十年，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已经形成了基础设施、产业工人与制造中心的路径依赖。中国号称“基建狂魔“，是全球基础设施最好的国家之一，这是与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相配套的。建造基础设施需要大量铁矿石、铜等自然资源，这些是中国出口换来的。中国的出口和基础设施相辅相成：出口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源，良好的基础设施增加出口竞争力。改变过去几十年逐渐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在其他国家建设相应的基础设施需要成本。
产业链安全问题的纵向维度是中国担心被其他国家“卡脖子“而谋求自主创新。中国整体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下游，处在上游的国家要么自然资源丰富，如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等，要么拥有先进技术，如日本、美国等。过去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学习与引进技术，要么照搬过来，要么用比较低的成本学习，现在自主创新意味着成本增加。
财政扩张、信用扩张和货币放松都存在政策超调的风险。财政扩张力度过大，主要风险是推高通胀。现在地产不景气，信用过度扩张后的风险是，导致新一轮债务扩张，加大地产泡沫。松货币比如降息，随着美国加息，可能带来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压力。针对这些超调风险，缓解之策有几方面的考虑。财政上减税降费可以加大力度，包括“五险一金”缴费减免，而不是基建投资进一步推升通胀。金融上适时推进债务重组，并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来支持财政的扩张。三者之间，相对来说现阶段财政扩张的副作用更小。财政到位了，松货币的必要性下降，汇率的贬值压力就小了。即使财政扩张抬升了一定通胀，也要好于继续依靠信贷吹大地产泡沫和债务风险，也好于当前国际地缘环境下面临人民币较大贬值压力的结果。